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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等待是科學必經的進程，那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謝克曼（Randy Schekman）等待了三十四年的諾貝爾夢，是沒有白費。他自小從顯微鏡中探究世界，迷戀最純粹的基本科學，一次破解細胞傳輸機制之謎，為醫學治療的科研發展落下有力註腳，亦成就了人人都笑他太傻的諾貝爾夢。「很多大自然環境的變化，都可用科學去解釋。科學，就是我最需要的。」
深夜一時二十分，電話響起，在睡夢中突然醒來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謝克曼聽到太太大叫：「我的天啊，就是等這通電話了！」等了三十四年，謝克曼的諾貝爾夢終於成真。
去年10月，六十五歲的謝克曼獲頒諾貝爾醫學獎，「這次得獎的科學研究是我於1 9 7 9 年4 月1 9 日發表的。」他記得非常清楚。從正常和有問題的酵母細胞比較中，他花了兩年多時間，發現控制細胞傳輸機制有三個不同方面的基因，這奠定了細胞學的基礎，長遠或有助治療糖尿病、精神病。
接到獲獎電話後，謝克曼立刻致電八十六歲的父親，「過去爸爸已無數次問我有否得獎，他怕自己再沒太多時間陪我等下去。」然後他致電另一位醫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羅斯曼（James Rothman），「每年諾貝爾夢落空時，我都會跟羅斯曼一起訴苦，但去年我們終可互道一聲恭喜。」
李嘉誠送香檳祝賀
05年，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捐出四千萬美元予柏克萊，興建「李嘉誠生物醫學和健康科學研究中心」，大學委派謝克曼擔任研究中心的掌舵人，「三年前的揭幕禮上，我認識了李嘉誠。」他曾邀請李嘉誠到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但李嘉誠說甚少外遊，然後派了兩位同事來道賀，其中一位是負責研究基金項目的管理層，「他們帶上保鏢，搭乘私人飛機來參加典禮。」李嘉誠更特地寄了一大箱香檳作賀禮，「這是重量級的賀禮，雖然我是個超級香檳迷，但香檳太多，現時我仍在享用。」
一部玩具顯微鏡，是他踏上科研路的起點。十一歲時，他已經用玩具顯微鏡去看世界，研究池塘的塘泥、污水等，「當時我經常躲在房?用顯微鏡研究各種微生物，從顯微的世界細看豐富多樣的微生物，就似闖進另一片天地，十分神奇！」自此，他對微生物學深深着迷。
「科研是場耐力賽」
他更決心儲錢買部專業顯微鏡，「我用信封裝起所有零用錢，返學、睡覺都帶在身上。但爸媽經常問我借錢後並無還錢，有日我竟踏單車去警局，告訴警察爸媽偷了我的錢，令我買不到顯微鏡，我要離家出走。」回想這段童年鬧劇，謝克曼哈哈大笑，最後他花了一百美元，成功捧着心愛的顯微鏡回家，至今珍而重之，「早前諾貝爾博物館要我拿一件可反映自己科學理念的物品作公開展覽，我第一時間就想起這部伴我成長的顯微鏡。」
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謝克曼說，家中從沒有科學家。中學畢業時，父母問他將來的理想，他堅定的說想做科學家，也想贏諾貝爾獎，「這個夢想很傻。」
唸大學時，謝克曼對DNA科學情有獨鍾，畢業後便到史丹福大學跟隨DNA複製範疇大師科恩伯格深造，「我可在實驗室工作二十四小時，要完成每個實驗的階段，才會回家倒頭大睡十二小時，我的一天比其他人漫長。」從事科研逾五十年，他說科研的過程需漫長的等待，是一場耐力賽，「我在柏克萊工作超過三十八年，同一範疇的研究至今仍然進行，科學家不能輕言放棄。」
批期刊扭曲 永不投稿
頂着諾貝爾的桂冠，去年底謝克曼作了一個科學界一直不敢作的決定，宣布他的實驗室團隊永不投稿《自然》、《細胞》、《科學》三大科學期刊。他批評這些頂尖期刊只為催谷銷量，篩走不少優秀論文，學者為了被期刊選上，以獲得更多科研資助，不惜偷工減料、進行華而不實的研究，扭曲了科學的進程，「這類論文的研究結果經常出錯，輕則被收回文章，重則導致悲劇發生，曾有日本女學者被指兩篇登在《科學》的論文出錯，在激烈的批評聲中，研究所負責人最終在東京自殺。」他慨歎數年前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擔任總編時，已點出弊端，卻無人理會，贏了諾貝爾獎後，批評才獲學界關注。他流露的正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家特質。
現時他除了擔任網上期刊平台eLife的總編，每周出版大量頂尖的科學論文，推動科研發展。面對美國削減公立大學的資助，他直言不少大學忙於籌款，「為了香港學生到柏克萊讀書的獎學金資助，我們今個月便來香港做慈善籌款。」由於媽媽和妹妹均死於癌病，他決定把諾貝爾獎金全數捐予大學作癌症科研用途，「科學不為金錢，只為人類和世界。」
本文摘自2014年9月14日《星島日l報》每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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